善于从历史维度认识中华文明，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且创造了反映这种文明的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果。我们的先人在农、医、天、算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大批发明创造。”到了明清之际，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并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基本框架的知识系统。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其中，传统知识体系首当其冲，面临着解体危机。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向西方学术看齐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就此开始了颠覆性的知识系统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这一历史过程后指出：鸦片战争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把眼光转向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客观上面临着重构知识体系的任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教育体系中被确定下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但是，以这些学科为基础的知识，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解决中国问题，未能完成重构中国知识体系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就是针对重构中国知识体系这一历史任务的。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前，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可以说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知识体系建构历程后指出，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迎来了新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同样，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绝不能抛弃这一根脉。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首先必须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当然，“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因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对其简单重复，而是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这样才能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体现新时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

　　生动反映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的知识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也必然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的高级形态，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可见，社会实践一方面为知识建构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以科学知识为指导。

　　习近平文化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既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现实迫切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发生一系列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由一个古老文明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现代文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一成功实践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同时，如何认识、理解中国成功的客观实际，既是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的一大问题，也是摆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一大问题。显然，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还是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知识体系，都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因此，只能“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是说，要真正准确认识、解释、理解中国实际，国内外知识界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形成真正源自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

　　中国历史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也必然是独特的，必须以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知识体系来指导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总结中国实践经验，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用以指导中国实践。

　　鲜明体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近代以来，西方以其坚船利炮实现了在全世界的扩张。由此，建立在西方历史发展基础上的西方知识逐步形成了全球话语霸权。一方面，西方认为自己的经验及其知识体系具有普适性，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进而形成西方知识界解释人类历史及其未来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以及建立在这些思维范式基础之上解释和建构非西方未来发展的“东方主义”。另一方面，由于非西方世界相对于西方而言处于落后和被动状态，因而导致了非西方世界自身既难以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也难以形成指引自己走向美好未来的知识体系。于是，在一些非西方世界也产生了以西方知识解释和规范自己未来发展的思维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概念，科学破解了建构中国知识体系过程中如何处理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知识体系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清和民国知识界在建构中国知识体系的实践中，都没有真正解决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功，“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科学回答了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知识体系这一重大问题。这一概念首先强调要立足中国，以我为主，建构反映中国实际的知识体系，对西方知识体系绝对不能照搬照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可见，“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排斥西方知识体系。相反，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对西方知识系统中合理成分进行借鉴和吸收。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既拒绝照搬照抄西方知识体系又能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新路。这就决定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体现了胸怀天下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新时代，我们不仅要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要为解决“世界之问”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重要的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既体现了对中国知识体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深刻洞察，还体现了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背景下中国知识体系建构趋势的准确把握。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周学军（报纸） 齐泽垚（网络）】